夫衣食者，人之本也。人者，国之本。人恃衣食，犹鱼之恃水；国之恃人，如人之倚足，鱼无水则不可以生，人无足则不可以步。故夏禹称：“人无食则我不能使也。功成而不利于人，则我不能劝也。”是以为臣之忠者，先利于人。

——唐·武则天《臣轨》

首先必须指出的是，上文中，为避李世民的讳，一些“民”改成了“人”。人和民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大为不同的。人包括君臣官民所有的人，而民则只是相对于君和官而言的一部分人，即庶民，也就是老百姓。所以，这段话中，有些“人”应该换成“民”，意思才准确。比如“先利于人”，就可以换成“先利于民”。

如果不明白这个背景，望文生义，则以为这里讲的是人本思想。其实不是。这里是民本思想而不是人本思想。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是很有影响的，孟子说“民贵，君轻，社稷次之”。民本，就是说与君和官相比，民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。而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人本思想。所谓人本思想，是说相对于上天、神，或者自然之类，人的地位更为重要。在人本思想中，人不但是最尊贵最重要的，而且每个人天生平等，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武则天在这里的思想，把民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，但也不能认为就是民本思想，因为作为君主，武则天实际上仍然坚持君主至上，以君为本。她重视民，是把民作为实现君主利益的手段，而不是像民本思想那样把为民作为目的。民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，尤其是社会最基本的生活资料，如衣服和粮食的生产者。衣服和粮食这种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，是国家能够存在的基础。人对于衣食的依赖，就像鱼对于水的依赖。国家对于百姓的依赖，就像人对于双足的依赖。鱼离不开水，人离不开足。夏禹就说，“人们没有饭吃，我就不能使唤他们。做一件事情如果不能对老百姓有利，我也无法劝导人们去做这样的事情”，因此大臣(包括官僚)，对于君主的忠诚，首先是造福百姓。

作为一个著名的政治家，武则天的眼光是长远的。治理百姓的官员是皇帝的代表，他当然应该忠诚自己的雇主皇帝。但忠诚雇主最重要的，是要做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。如果官员治理百姓，剥下以事上，把老百姓的东西都搜刮来献给自己的雇主，表面上看这是赤胆忠诚，实际上未必。因为老百姓被搜刮得太厉害，就会失去创造财富的能力，产出就要受到影响。而且如果老百姓过不下去了，就会反抗，朝廷要花很大的力气去镇压造反的百姓，能够得到的或许会更少。如果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则可能发生唐太宗经常说的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的颠覆性事件。

所以，要保社稷长久，最根本的还是要让创造财富的老百姓能够从自己的生产中获利，给他们留下足够的生活资料。“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”。能够做到这些的官员，就是最忠诚的官员。这种思想，是着眼于长治久安，并不是追求短期的收益。这种情况下，可以实现君和民的双赢，甚至可以实现君、民、官的三方共赢。

（梁发芾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