吏不畏吾严，而畏吾廉；民不服吾能，而服吾公。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。公生明，廉生威。

——明·曹端 年富《官箴》

 这则36字官箴，立于西安碑林，影响十分巨大，其故事也颇为传奇。为什么仅仅36字，还要署名两位作者？因为它确实不是出自一人之手。

这则官箴的起源，要追溯到明代的理学家曹端。

曹端，明初河南渑池县人。曾任霍州学正，在霍州十余年，得到学者士人的敬慕。

曹端有次还乡，临行前才知道他的上司有一位亲信叫袁伦，在曹端的家乡做官，而这位亲信又是曹端的门生。上司对曹端交代，要他为袁伦写封举荐信，回来他就可以升官。既提携了自己的门生，又可以升官，可以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事。还乡后，曹端发现袁伦为官不公，鱼肉百姓，奢靡腐败，贪图享乐，十分痛心。于是上门找他深谈，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。

曹端为官清廉，一生清贫，1434年卒于霍州学正官署任上。患病期间，曹端对前来探望的霍州知州说：“诸大夫能宽一分，则民受一分之赐。吾无遗恨矣！”他死后，家中竟然没有钱财让他回归故里安葬，只能留葬在霍州。

曹端重视自思、自省，修身养性，倡导为政要“公廉”。公元1414年，他的学生郭晟刚刚被擢升为西安府同知，向老师曹端请教为官之道。曹端回答说：“‘其公、廉乎！’古人云：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。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。”

比曹端晚生19年的明代年富，是历事明成祖、仁宗、宣宗、英宗、代宗、宪宗六帝的名臣。他在山东巡抚任内，在这段话的后面增加了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6个字，提升了这则官箴的境界，并刻于衙署以自警和儆示各级官员。

年富去世37年后，明弘治十四年（公元1501年），山东泰安知府顾景祥发现了这块碑，重刻这则官箴，并题跋：“右箴言，简而意甚周。昔年恭定抚治东藩时，尝刊行以儆有位者，今贞庵主人乃重刊以自儆。”

公元1758年，大清泰安知府颜希深于旧科房残壁中，发现了顾景祥刻的官箴碑，将碑移到署内西边走廊，当作自己以及辖区内官员的座右铭。

公元1814年，他的儿子颜检任山东盐运使时，从泰安知府汪汝弼处得到其父所刻官箴拓片数十本，拓片有其父亲的题跋，令人重新将它刻在署内办公的厅堂。公元1815年，他升任浙江巡抚后，将此官箴“重摹上石嵌诸厅壁”，重刻时加上了其父的题跋。

公元1822年，颜检的儿子颜伯焘被任命为延榆绥道，颜检将增加了题跋的官箴拓本交给儿子。颜伯焘请长安令张爱陶重刻石碑，放到碑林去，示戒同僚，以便广泛传播。这就是现存于西安碑林的36字官箴碑。

这36字官箴中，曹端创作的30字显然是主体，而年富增加的6字具有正面总结的意义。在36字官箴的传播中，颜氏祖孙三代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 但吊诡的是，为传播36字官箴做出贡献的颜伯焘本人却是个巨贪。虽然如此，这并不影响这则官箴本身的价值。

（梁发芾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