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缺后或有使费，不可向部民在京商贾者假借。盖一有借贷，则彼于我有相挟之心，我即于彼有相感之心。后到任所，彼或要说人情，要赢告状，不从，彼必以我为忘恩。从之，则我且为彼而枉法。故宁可省费，不可丧体。至彼或有礼物馈送，更丝毫不可受也。

——清·徐栋 丁日昌《牧令书辑要》

  这段大意是说，得到一个官缺，上任可能要花一些钱，但千万不要向你要去当官的地方的在京商人借贷。为什么不能借呢？因为一有借贷，他可能就会因此而挟制我，而我对他也有某种感激心。你到任之后，他如果要说人情，要赢官司，你不从，他会认为你忘恩负义；你从了，就是为他而枉法。所以，宁可省钱也不要丧失原则。如果他要给你送礼物，则更不能接受。

  科举制度后，很多穷人也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做官的资格。贫寒士子赴任花费就是巨大负担。感谢和应酬不必说，只是带着几十甚至上百的长随幕友家人千里赴任，路费就不是小数字。这时，就有人盯上这些官员，给他们放高利贷，也叫官吏债、京债。如清末到广东担任县令的杜凤治，上任时就举借4680两的高利贷。这些钱是以“对扣”方式借得的，所谓“对扣”，就是借款的一半已经扣为利息，实际上得到2340两，但需还4680两。

  高息举借高利贷，当官后自然要通过向治下的老百姓盘剥才能将这些费用捞回来。所以，朝廷本来是禁止官员举借官吏债的。明代对于“京债”的借债双方和中间保人都有严厉的处罚，触犯者“发口外充军”。但是，由于需求巨大，官吏债一直处在蓬勃发展中，清朝甚至几乎要失控了。

  高息官吏债对于官场风气有相当大的腐蚀性。高息借贷往往限期偿还，如果上任后不加紧搜刮盘剥，显然不可能偿债。有些商人还会提出额外的要求作为交易，增加了官员枉法的可能性。循吏汪辉祖表示，任官借贷“如饥食鸟喙，不顾其后”，到任之后必至“左诎右支，自贻后患”，故不可“身为债累”。而官箴书《居官寡过录》则一语中的：“京债有禁，始可使官吏不贪。”官员贪污与官吏债形成一个因果链条。

  更骇人听闻的是，一些举债巨额官吏债的官员，甚至被债主活活逼死。如乾隆四十八年，贵州举人张有蕴为了去山西上任当知县，举借京债700两，到手实际上只有280两。他不能按时还本付息， 只好又借高利贷。因为无法偿还，被债主逼得上吊自杀。张有蕴案后两年，山西放债人又逼死了湖北黄陂典史任朝恩。此事引起乾隆皇帝震怒，但是也没有办法禁绝官吏债。

  上面所引用的《牧令书辑要》并没有一概反对官员举借官吏债，只是特别提醒不要向自己治下的在京商人举借。欠别人的钱，就已经受制于人，他如果在官司等方面提出要求，为官者很难不受影响。从借贷那一刻起，为官者已经入了商人的圈套了。所以，《牧令书辑要》作者特别提醒不要向他们借钱，不要拿他们的丝毫馈赠礼物，以免被要挟。

（梁发芾）